如果“加班”这个词有属性的话，能肯定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积极向上、令人愉悦的词语。而所谓的加班文化也并非某一类行业所独有。
但是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似乎渊源更深，也表现地更为特别。
近期，英国《金融时报》刊发题为《硅谷追随中国将是明智之举》的文章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不断拓展内地以外的市场，西方科技企业的习惯将开始显得过时。
文章以一种相对正面的态度，表述了中国科技企业飞快的工作节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加适应当下科技企业的发展速度。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中的角色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中西方不同的工作方式的对比之中，西方人习惯于将自己的工作设定在价值链中价值含量最高的上游，而制造业发达的中国则置身于长期超负荷运作但利润分配十分微薄的价值链较低端。
尤其是在那些宁愿追求生活品质也不愿牺牲过多个人的私人时间的某些国际经验论的映衬之下，那种付出和回报极不平衡的加班文化，成为了一种近似于把人变为机器的负面象征。而在这种加班文化之下的工作方式，自然也成为了文章提到的“既不健康也不具吸引力”的中国人工作方式的典型代表。
只是此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中西方工作方式的对比对象并不是传统制造业，而是中国的科技企业与美国硅谷。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加州的博客圈依旧充满着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或者生活中不平等现象的一些缺乏实际意义的闲谈时，中国科技企业针对互联网服务的竞争正在走向白热化。
所以，这可以认为是西方人开始变形地崇尚加班文化了吗？并不是。
虽然以往那种西方人的工作优越感，在文章中被“过时”的评价所取代了。但实际上他们对工作方式的诉求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只是比起渲染加班，这似乎更像是在面临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时所产生的一种本能的危机意识吧。
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人工基本是以计件为主，在充斥着机器和设备的流水线上，生产的效率直接反映在数量之上，而中国在制造业的价值链中占据优势的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即高产的生产能力和低廉的劳动成本。
而西方企业对于自己工作时间更短但是工资和工作效益更高的优越感，主要来自于他们对材料能源、互联网技术与ICT服务以及更加创新的商业模式的这些生产要素上游的牢牢把握。这使得他们在价值链中的价值含量最高的那些要素中，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制造业加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代工巨头富士康。那些单调枯燥的流水线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生产效率，而人，不仅在这些一直重复的单一操作中扮演着机器的角色，更是在这种对于个人而言缺乏发展空间的生产过程中，陷入了待遇更加不及设备昂贵的恶性循环中。也因此增加工作量的加班甚至成为了员工增加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加班多少甚至可以反映工厂订单的多少。
所以即便是在曾经影响极大的跳楼事件巨大舆论压力之下，也未曾让富士康改变这种加班特性。反而以“工人为钱自愿加班”使得加班文化更加合理化。
而同样是加班的路径，互联网所颠覆的是制造业顺畅但是重复单一的生产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适应这个高度竞争且变化飞快的互联网世界。
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科技企业的工作节奏飞快。中国科技企业的高管早上8点左右上班，而且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其中大多数一周有六天如此，天天如此的也不在少数。工程师的习惯略有不同：他们早上10点左右上班，午夜才下班。”
与硅谷不同的是，这样的工作节奏不限于初创的企业。根据近年针对科技公司下班时间的公开调查及新闻报道显示，995、996或者10、10、6的上下班时间制度（“ 996 ”代指工作时间具体的指标是早上 9 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一周上班 6 天。），在各类互联网公司中极为常见。
而根据2017年10月ChineseCareerCenter 发布的一份关于阿里、网易、支付宝、华为、吉利、海康威视、H3C这七家公司在杭州地区办公点所做的下班时间调查结果显示，下班最早的网易也差不多在21:00以后了，而最晚的支付宝几乎已经接近凌晨12点了。
除去个别因自身项目管理不善导致工作量超负荷或者个人懈怠拖慢整体进度等个例，看似这种加班制度的始作俑者是那些在行政制度上规定工作时间的科技公司，但是互联网行业的加班主要基于行业自身的特点和大环境的因素。
首先，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束缚之后，触手可及的各种碎片化信息，在无形中使得我们对获取信息的速度有了更苛刻的要求，因此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也就更敏锐了，所以我们能够实现在过去几十甚至数百倍的时间里都未必能够达到的变化。
这种特性在具体的互联网产品上体现为对时限极高的要求，无论服务和产品的迭代还是流量的争夺，都是唯快不破。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科技公司也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可借鉴，除了及时应对，还需要不断地积累和沉淀，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追求速度的背后，必然是科技公司在开发和运维上加倍的付出，这些都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的。
其次，科技行业与制造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服务和内容上，所以科技行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而非依靠机械的产量。
科技公司的“床垫文化”就是由这种工作性质催生出来的一种加班文化。流传最广的是华为公司，据说在各个办公桌子底下、会议室里都掖着不少床垫或者折叠床，连任正非在他的办公室也有一个简陋的小床。这是供午休或者加班的时候用来睡觉的。
兼顾了既需要加班加点赶进度，又需要适当的休息以提高头脑的效率的效用。床垫文化作为一种“无奈又不失体面”的折中方式伴随着中国式加班的进行。
第三，互联网时代，也带来了更加灵活的办公空间和时间，提高效率的同时，加班也随之变得隐性和更加难以量化。
其实国际的科技公司也是有自己的加班文化。比起传统公司可量化统计的上下班时间指标，虽然国内也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实行了“弹性工作制”，国际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更偏爱宣扬这种工作方式，来标榜自身工作状态的自由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那种无休无尽的不确定的和没有效率的传统加班模式，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是会成为一种套上了人性化外衣的变相加班。
亚马逊提出缩减工时，戴尔允许一定比例的员工全时段或一周几天在家上班，而谷歌的正常工作时间还包括了20%的自由工作时间、午餐休息时间，甚至健身房活动时间等。虽然可能表面上你并不在工位上，但实际上你的工作量并不会相应地减少，甚至不加班根本做不完。
虽然持续而高强度的加班，始终不能算是一个健康的工作方式，有关加班带来的负面消息也时有发生，但是片面地去批判它的坏处或者宣扬它的好处，其实意义都不大。既无法改变加班的现状，也无法使加班真正上升到一种积极的企业文化的高度。
仅仅一个加班的要素，也并不足以概括中国科技企业在这一阶段获得加速发展的原因。
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实验场之中，与西方科技圈竞争环境或者氛围呈现出不同面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消费者能迅速接受新事物，也乐于追求更加便利的生活服务。所以他们更容易产生需求。
《阿里巴巴：马云的基业》的作者邓肯•克拉克《中国正在塑造全球科技的未来》一文中谈到：“在服务和内容方面，中国也在迎头赶上。中国不再只是零部件供应商或组装商的角色。在服务和内容上，中企也直追美国科技巨头……中国正在兴起的一些趋势正开始塑造未来全球科技的格局。除了其在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我们如今也需要从’需求链’方面来看待这个国家。”
需求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设置了试炼的挑战。
打破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未来的竞争格局，也将随着更多中国科技企业不断拓展海外市场而进一步面临考验，这也是金融时报此次发文的主要原因。
加班或许也只是这一阶段即将面临的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之下，科技行业整体焦虑感的一个侧面表现之一。
到底是积极地顺势而为、还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抑或是反其道而行之？个人有选择不加班的权利，但是不变的是整个行业前进的趋势和速度。
